专家：中国明年。。。
2010年06月17日 13:52 发布者：步从容
随着中国政府人民币4万亿元刺激计划下的工程项目完工，数千万临时就业人员将失业。 （北京综合电）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专家表示，中国明年可能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因为随着中国政府人民币（下同）4万亿元（8158亿新元）刺激计划下的工程项目完工，数千万临时就业人员将失业。
据彭博社报道，中金公司经济学家哈继铭和邢自强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制造业近期的加薪潮和地方政府普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可能促使雇主更加谨慎招聘。
中金公司是摩根士丹利和建设银行等共同发起设立的投资银行。其经济学家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数据显示，刺激计划下的建设项目新增560万长期就业机会和近5000万临时就业机会。
根据中金公司报告，明年劳动力市场供应将增加3900万，其中758万是大学毕业生、600万至700万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另外2500万是将失去刺激项目相关工作的临时工。
假设中国2011年经济增长率放缓至7.5％，这意味着新增就业只有800万，失业人数还将增加3100万。 加薪可促进就业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加薪眼下会对中国就业有不利影响，但从长远看会对中国的就业有促进作用。
于法鸣说，现在已提出产业升级。“那些低层次的、粗放型的、靠外包、包工，靠挣劳务费过日子的企业，生产一双鞋挣几十美分、生产一个玩具挣几个美分，该转移就转移吧”，这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于法鸣说，加薪眼下可能会对中国就业有不利影响，但从长远看，对中国就业有促进的。
于法鸣表示，大学生就业难，不能归因于社会的需求不符合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而是学校教育应生产出适合市场要求的人才。
他透露说，明年中国预计有650万大学毕业生，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每年大学毕业生平均在670万－680万，“如果加上每年没有就业的积累下来，光大学生就业人口就快相当于一个瑞士的人口了”。
网友评论
老郭 2010年06月17日
没找到正规新闻来源，怕怕
没找到正规新闻来源，怕怕
步从容 2010年06月17日
http://www.zaobao.com/cz/cz100617_001.shtml
http://www.zaobao.com/cz/cz100617_004.shtml
http://www.zaobao.com/cz/cz100617_001.shtml
http://www.zaobao.com/cz/cz100617_004.shtml
sherwin 2010年06月17日
对，象LZ这种胡乱转帖的，就是要拉出去，TJJTDS，或者DPPDDZ，哈哈哈哈哈哈 :lol
对，象LZ这种胡乱转帖的，就是要拉出去，TJJTDS，或者DPPDDZ，哈哈哈哈哈哈 :lol
huizijingxin 2010年06月17日
好可怜哦
好可怜哦
步从容 2010年06月17日
谢谢楼上二位！:handshake
我是好人坏人一块儿谢，这算不算不明是非啊？:Q
其实我是蛮想活埋了傻蚊子的，暂时逮不着他，这口气只有忍了。{:4_89:}
谢谢楼上二位！:handshake
我是好人坏人一块儿谢，这算不算不明是非啊？:Q
其实我是蛮想活埋了傻蚊子的，暂时逮不着他，这口气只有忍了。{:4_89:}
步从容 2010年06月17日
做人要thick road，不能叫人点进来没得看：再转一不怎么吓银的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郑永年] (2010-06-15)
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希望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结构调整是多方面的，例如环保和低碳经济，但其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结构调整最终会不了了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出口的努力还是会继续，但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建立，内需社会就很难出现。不管其他方面做得怎样好，没有内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内需社会建设不好，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恶化，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在建设内需社会方面，中国面临三大问题和三大任务。首要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现在面临无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大多数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没有发展，问题会恶化得更厉害。但同时也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一些发展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也有一些发展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而且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作为当今公认的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GDP本身是中性的。但GDP所衡量的经济增长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如果GDP来自技术、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就是积极的发展；但如果GDP来自于对社会的破坏，例如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高度产业化，那么就是负面的发展。很显然，中国要追求积极面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
解决市场化不足的弊端
有很多举措可以促进积极面的发展。在经济领域，要继续推进以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就是市场化不足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这尤其在国有企业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法人化”或“公司化”非常有效。但因为缺乏继续的改革，大型国企逐渐成为了既享受某种垄断地位，又有独立行动能力，还能够调动强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益个体。在缺失有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国家“代理人”层层掌控。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央企很大程度脱离了国家的有效监督和管制。国有企业的作为本来应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但现在的国有企业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很多方面，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运作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其私人的利益，并且是以国家利益名义来追求私人利益的。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其积累财富依靠的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利用国家权力和财力优势，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扩张，造成了今天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国富民穷）、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从地方到中央（地方穷和中央富）的局面。
如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首先，必须给国有企业设定边界。没有边界，国有企业必然滥用权力。民间资本能够做、也能做好的领域，尽量让民间资本来做，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同样重要的是要引入国有部门之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要竞争，就要开放。现在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必须开放给私人资本。中国现在是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大量的民间资本处于盲目流动状态。如果不开放新的投资领域给民间资本，它们就会进入社会领域，例如具有重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房地产领域，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即使是一些有必要保留一定国有垄断的部门，例如能源、电力、交通与通讯，也可实现参与型发展，例如容许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进入。目前国有企业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大门向国际投资公司敞开，但不容许或者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就相当于国际公司也在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力，来获取在中国的利益，却牺牲了中国本身的利益。为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获取，国有企业向国际资本开放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并不可以向中国自己的民间资本关闭大门。
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收入差异就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化成为必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仅不能成为内需社会，也会是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本身也是可持续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障碍。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一次分配的不公平。中国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次分配是结构性问题，一次分配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再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一次分配问题上，中国经济显然是问题重重。首先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均衡。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一直被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所歧视。国家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大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例如这次对付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大多就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惠及中小企业。
其次，国有部门的灰色收入过多。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很多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是国有的，享受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和融资优势，但企业老总具有高度的自由来支配国企收入。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大型垄断国企内部，管理人员的高薪高福利，和一线工人的低薪低福利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政府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各种资源价格。许多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过于紧密，往往总是站在资方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而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合法利益则置若罔闻。这样做从短期看似乎帮助企业，但从长远看则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可以充分压低劳动成本，而没有动力来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力，结果政府实际上帮助企业维持在低技术水平。珠江三角洲在这方面可说是典型，30年前使用低技术的农民工，30年后仍然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远远落后于GDP产值。因为没有技术的进步，今天珠三角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后继无力，不可持续。
二次分配在分享成果上也很重要。中国目前的税制很大程度上还是递减（regressive）而不是递增的（progressive）。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现在的主税，对于调节收入作用有限。而对于直接税而言，现在的局面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税”起征点过低，而对富人的税收，例如各种财富和财产税，不是尚未建立，就是收不上来。这就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的情况。比起收入的不平等，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更是已经超越美国。民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私人资本的投资领域又很有限，于是形成了私人投资盲流，大势操作房地产，或者任何一种可以操作的基本日常消费品，破坏市场秩序。
确立保护社会的政策
最后，这里还有一个税收“私人化”问题。征税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很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民间投资者，甚至不惜使用种种不法手段来谋取私利。税收的“私人化”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而且也遏制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建立内需社会的第三个大问题是要确立社会政策。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造成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因为遇到了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的抵制，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能够攻克经济领域，但在社会领域则大行其道，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没有不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些社会领域本来应当得到政府财力的大力投入和各种法规和政策的保护，但现在却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政府不仅没有担负起保护社会的责任，反而把GDP主义引入这些领域，使得这些领域成为中国经济的少数几个“暴富领域”。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从根基遭到破坏，派生出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
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现实的情形是，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 “无产阶级化”。没有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有社会消费和“内需经济”？很显然，内需社会的确立，首先必须建立能够保障社会存在的社会政策。
尽管有关部门对所有这些问题也有认识，并且开始实施一些政策。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政策仍然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针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还是没有明确的政策思路，更没有切实有效的政策。只有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背景下，中国才会有思想的解放，才会有有效的政策，才会形成足够的政策动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做人要thick road，不能叫人点进来没得看：再转一不怎么吓银的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郑永年] (2010-06-15)
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希望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结构调整是多方面的，例如环保和低碳经济，但其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结构调整最终会不了了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出口的努力还是会继续，但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建立，内需社会就很难出现。不管其他方面做得怎样好，没有内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内需社会建设不好，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恶化，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在建设内需社会方面，中国面临三大问题和三大任务。首要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现在面临无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大多数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没有发展，问题会恶化得更厉害。但同时也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一些发展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也有一些发展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而且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作为当今公认的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GDP本身是中性的。但GDP所衡量的经济增长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如果GDP来自技术、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就是积极的发展；但如果GDP来自于对社会的破坏，例如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高度产业化，那么就是负面的发展。很显然，中国要追求积极面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
解决市场化不足的弊端
有很多举措可以促进积极面的发展。在经济领域，要继续推进以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就是市场化不足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这尤其在国有企业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法人化”或“公司化”非常有效。但因为缺乏继续的改革，大型国企逐渐成为了既享受某种垄断地位，又有独立行动能力，还能够调动强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益个体。在缺失有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国家“代理人”层层掌控。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央企很大程度脱离了国家的有效监督和管制。国有企业的作为本来应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但现在的国有企业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很多方面，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运作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其私人的利益，并且是以国家利益名义来追求私人利益的。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其积累财富依靠的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利用国家权力和财力优势，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扩张，造成了今天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国富民穷）、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从地方到中央（地方穷和中央富）的局面。
如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首先，必须给国有企业设定边界。没有边界，国有企业必然滥用权力。民间资本能够做、也能做好的领域，尽量让民间资本来做，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同样重要的是要引入国有部门之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要竞争，就要开放。现在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必须开放给私人资本。中国现在是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大量的民间资本处于盲目流动状态。如果不开放新的投资领域给民间资本，它们就会进入社会领域，例如具有重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房地产领域，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即使是一些有必要保留一定国有垄断的部门，例如能源、电力、交通与通讯，也可实现参与型发展，例如容许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进入。目前国有企业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大门向国际投资公司敞开，但不容许或者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就相当于国际公司也在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力，来获取在中国的利益，却牺牲了中国本身的利益。为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获取，国有企业向国际资本开放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并不可以向中国自己的民间资本关闭大门。
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收入差异就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化成为必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仅不能成为内需社会，也会是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本身也是可持续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障碍。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一次分配的不公平。中国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次分配是结构性问题，一次分配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再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一次分配问题上，中国经济显然是问题重重。首先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均衡。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一直被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所歧视。国家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大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例如这次对付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大多就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惠及中小企业。
其次，国有部门的灰色收入过多。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很多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是国有的，享受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和融资优势，但企业老总具有高度的自由来支配国企收入。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大型垄断国企内部，管理人员的高薪高福利，和一线工人的低薪低福利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政府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各种资源价格。许多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过于紧密，往往总是站在资方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而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合法利益则置若罔闻。这样做从短期看似乎帮助企业，但从长远看则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可以充分压低劳动成本，而没有动力来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力，结果政府实际上帮助企业维持在低技术水平。珠江三角洲在这方面可说是典型，30年前使用低技术的农民工，30年后仍然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远远落后于GDP产值。因为没有技术的进步，今天珠三角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后继无力，不可持续。
二次分配在分享成果上也很重要。中国目前的税制很大程度上还是递减（regressive）而不是递增的（progressive）。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现在的主税，对于调节收入作用有限。而对于直接税而言，现在的局面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税”起征点过低，而对富人的税收，例如各种财富和财产税，不是尚未建立，就是收不上来。这就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的情况。比起收入的不平等，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更是已经超越美国。民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私人资本的投资领域又很有限，于是形成了私人投资盲流，大势操作房地产，或者任何一种可以操作的基本日常消费品，破坏市场秩序。
确立保护社会的政策
最后，这里还有一个税收“私人化”问题。征税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很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民间投资者，甚至不惜使用种种不法手段来谋取私利。税收的“私人化”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而且也遏制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建立内需社会的第三个大问题是要确立社会政策。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造成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因为遇到了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的抵制，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能够攻克经济领域，但在社会领域则大行其道，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没有不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些社会领域本来应当得到政府财力的大力投入和各种法规和政策的保护，但现在却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政府不仅没有担负起保护社会的责任，反而把GDP主义引入这些领域，使得这些领域成为中国经济的少数几个“暴富领域”。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从根基遭到破坏，派生出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
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现实的情形是，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 “无产阶级化”。没有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有社会消费和“内需经济”？很显然，内需社会的确立，首先必须建立能够保障社会存在的社会政策。
尽管有关部门对所有这些问题也有认识，并且开始实施一些政策。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政策仍然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针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还是没有明确的政策思路，更没有切实有效的政策。只有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背景下，中国才会有思想的解放，才会有有效的政策，才会形成足够的政策动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McuPlayer 2010年06月17日
联合早报是唯一不被墙的墙外新闻墙
哈哈哈哈，看看绕口令有没有人被绕住
联合早报是唯一不被墙的墙外新闻墙
哈哈哈哈，看看绕口令有没有人被绕住
老郭 2010年06月17日
联合早报是唯一不被墙的墙外新闻墙
McuPlayer 发表于 2010-6-17 15:58 http://www.eechina.com/images/common/back.gif
这是个天大的迷思。公社血的教训：曾因为一个早报链接被拔网线
这年头，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已将早报链接改成文本。
联合早报是唯一不被墙的墙外新闻墙
McuPlayer 发表于 2010-6-17 15:58 http://www.eechina.com/images/common/back.gif
这是个天大的迷思。公社血的教训：曾因为一个早报链接被拔网线
这年头，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已将早报链接改成文本。
riverpeak 2010年06月17日
记得那是关于WJ8的家事和房市的连接，都被拔网线
记得那是关于WJ8的家事和房市的连接，都被拔网线
sherwin 2010年06月17日
回复10楼老郭：
老郭，是不是你没有打点相关部门啊？这个工作是必须做的哦，否则后患无穷啊，呵呵
回复10楼老郭：
老郭，是不是你没有打点相关部门啊？这个工作是必须做的哦，否则后患无穷啊，呵呵
riverpeak 2010年06月17日
it's controlled by departyment , that is innernet
it's controlled by departyment , that is innernet
（北京综合讯）中国投资杂志《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去年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平均年薪达到人民币（下同）27万元（5万5000新元）。
年薪最高的是民生银行的毛晓峰，年薪为425万（88万新元）。金风科技已经卸任的董秘蔡晓梅居第二名，去年年薪达到267万。
年薪排名第三位是北京银行的董秘杨书剑，去年的年薪达到241万元。
零薪酬的董秘一般都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派驻，其年薪多从大股东领取。而一些年薪较低的董秘也存在类似情况。
有30名董秘2009年未从上市公司领取报酬，此外，利达光电和浔兴股份两家公司的董秘年薪还不足1万元。
持股市值最高的50名董秘，他们平均身家超过1亿元，但他们的平均年薪只有44万元，比年薪最高的50名董秘低了70％。这说明，有股权激励的作用，一些上市公司高管愿意为此舍弃高额年薪。
持股已经成为A股公司高管获取收益的重要途径，董秘也不例外，根据统计，目前A股公司中有350家公司的董秘持有自家公司股票，占有效样本总数的21％。
论董秘身家之最，非神州泰岳董秘黄松浪莫属，其持有自家公司774万4000股，截至2009年末，这部分股票总市值高达8亿1500万元，在A股公司董秘身家排名中高居首位。
排名第二、第三名的分别是法因数控的董秘刘毅以及天马股份的董秘马全法，此二人的持股市值分别达到5亿7800万元和4亿1700万元。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的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